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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心证的方法论限制

发布时间:2015-01-27 15:44:23    发布者:admin

——基于法律解释学的考察
马承彪
 
摘要:自由心证已经成为普遍承认的案件事实证明标准,在司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这一标准隐含着法官专断的可能性,需要对其进行限制。目前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一些限制措施,大体上可以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类,但是这些措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的法律方法论可以为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提供新的思路。特别是其中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限制自由心证,前者主要是指心证获得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接受和认同,后者主要是适用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等具体解释方法来限制自由心证。
关键词:自由心证;经验法则;法律方法论;法律解释;文义解释
 
一、自由心证的主要限制方式及其缺陷
“自由心证”是目前法官裁判案件时所使用的主要证明评价标准。其中的自由,指的是法官仅仅根据法律、良知和理性而不受其他因素所限制,而心证主要是指对相关证据的判断达到确定的程度。与历史上严格的法定证据制度相比,自由心证制度成为目前各国普遍接受的标准,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如此。
虽然自由心证主要是大陆法系的术语,但是,英美法系中也在实质意义上遵循着自由心证的标准。由于未传承大陆法系的法制度与法原理,加之并无法定证据制度这一自由心证制度生成的历史前因,英美法学与法律实践没有产生和使用与“自由心证”等值的概念。但就证据的证明力判断的原则和事实认定的标准,近现代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英美法系仍然实行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自由判断原则,法律并不预先规定不同种类证据所具有的证明价值,仍然实行以主观性为特征的内心确信原则,不过,较多地采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排除合理怀疑”。[①]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自由心证还是排除合理怀疑,都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标准,而非客观标准。只是两大法系在遵循这一标准时,在主体选择上有所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而英美法系推崇在陪审团中排除合理怀疑。
自由心证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司法领域中学术和实践的一致肯定,其原因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司法活动是法官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相互作用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法官主观能动性在内的主体因素;(2)复杂案件的案情论证必然余留着非逻辑的空间,即司法裁判存在非逻辑因素,个案认知存在非逻辑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是自由心证存在的无可争辩的理由;(3)从审判权力的性质看,自由裁量权力是审判权力的派生物;(4)从证明标准的角度说,证明标准本身也是主观的,法官在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并不要求如自然科学的认识那样或哲学终极意义上的必然性,而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盖然性;(5)从价值的角度,由于有时推证本身具有或然性,不具有演绎性,司法上的确证是相对性的合理确证。[②]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两大法系都在司法实践中推崇自由心证标准,具体表现在两者都采用证据自由评价模式,均倾向于要求事实裁判者以常人思维评价证据,都经历了一个从侧重于主观标准到确立客观标准的过程,对证据自由评价的规制在功能上相似。[③]
但是,如果完全由法官自由掌握证据的证明力,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法官作出决定,的确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判断,通过预感而不是通过三段论推理,这种三段论推理只出现在法庭意见中。作出决定的关键冲动是在特定案件中对于正确或错误的直觉。”[④]基于这种担心,多种措施都被提出和使用以防止法官的专断。对此,学者们已经有了不少设计和论证,我们可以将这些措施从宏观上分为制度化措施和非制度化措施两种。
(一)制度化限制措施
虽然整个司法过程中的证据判断标准遵循着自由心证原则,但是,现代司法制度的设计越来越对这种心证的自由程度给予了不少限制。比较典型的代表包括回避制度、合议制度、证据调查制度、辩论制度、裁判理由制度和复审程序等等。这些制度都是从不同方面来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例如辩论制度运行的基本原理是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案件事实相互举证和质证,法官从中进行判断。这样,法官形成的心证就以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事实为范围和界限,而不是将任何相关事实都纳入形成心证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的心证被局限在使用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来推导给定的命题是否成立这样一种认识作用上,对这种认识的过程和内容进行当场和事后的控制检验因而也就变得相对较为容易了。”[⑤]除了这些司法制度之外,还有直接的证据规则可以用来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等等。
应当说,通过正式司法制度来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最为直接的方式,也是目前学者们所提出的主要对策。特别是我国尚未完全构建的裁判理由制度,更是公开心证的直接措施,目前很多地方司法改革实验中所提出的“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实质上都是裁判理由公开制度的雏形,都是对法官心证的约束和限制。但是,这些制度并非万能,用来约束自由心证的时候也不例外。
司法过程需要直面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对接关系,因此,在规则的抽象性与事实的具体性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而法官的任务正是解决这一冲突,将案件事实归于特定的法律规则之下,进而做出裁判。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要求,并非法律可以直接严格禁止的。派生于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心证也是如此。这种主观的判断标准本身就不是外在的制度能够完全左右的,必然法官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在整个司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他必须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对各种证据进行判定。虽然以上诸多制度能够对法官的这一主观过程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却无法完全消除其中的主观因素,毕竟,外界因素难以从终极意义上干扰人的自由意志。
在历史上,法定证据标准就是通过司法制度限制、甚至禁止自由心证的典型。这种证据标准将所有的证据类型都通过法律直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其证明力,力图消除法官的自由判断。但是,司法实践的事实使得这种证明标准逐渐被自由心证标准所取代,由此也说明完全依赖正式制度限制自由心证的不足。
(二)非制度化限制措施
既然制度化措施在限制自由心证方面有所不及,那么,非制度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弥补。目前学者们比较公认的非制度化措施主要包括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
逻辑规则可以通过严格法律推理的方式将法官进行思考的过程和方式进行展现,可以在法律规范(大前提)和案件事实(小前提)之间形成必然的因果联系,进而得出必然的判决结论。这一点是其优势所在。但是,逻辑规则中所强调的必然性在证据标准问题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客观事实的无法完全恢复使得司法过程中的事实仅仅是高度盖然性的“法律事实”。而且,司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文化、社会的因素,并非仅仅用逻辑就可以解决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逻辑规则与证明标准在内在性质上并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并不适合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发挥作用,也就难以对法官自由心证形成真正的限制。
在逻辑规则之外,学者们还强调通过经验法则来限制自由心证。“在历史上,自由心证原则之所以取代法定证据原则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法定证据以有限的法定规则来统括无限的经验法则,而自由心证的合理或进步之处,就在于打破法定证据原则的这种限制,将经验法则直接作为证据评价的大前提,这就使得法官的证据评价活动更加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⑥]经验法则在限制自由心证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作为前提的经验法则是从人类的实践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而对证据的评价却是千变万化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采取经验法则。因而在判断事实时能够作为前提的经验法则在数量上具有无限性。另外,经验法则作为抽象、归纳出来的知识和常识,至少是相当范围的人们普遍承认的命题,故而经验法则具有一般性。[⑦]司法过程的本质就是基于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对特殊性的个案进行判断,其中一般性的规范除了法律规范之外,还包括共性的社会规范。因此,法官也应当以经验法则为依据来判断案件,自然也要受到其限制。
但是,这种限制方式也有其内在局限,突出地表现在经验法则的不确定性之中。经验法则具有无限性、抽象性、盖然性、隐蔽性等等,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准确运用经验法则确实具有一定的难度,并且容易受到法官自身性格、情绪、心理素质、道德情操、职业水平的制约,以及法官所掌握的生活经验和科学知识的范围和程度的制约。这就决定了经验法则的外延具有不确定的广袤性, 而法官以个体的身份生活在社会中, 虽然一般认为法官应该是当时受到最高教育、具有最丰富学识和经验的人,但其学识相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而言,只是沧海一粟。 因此在具体案件,法官就极有可能因为其知识经验的局限, 而不能恰当适用经验法则。[⑧]由此可见,不确定的经验法则同样难以对法官的自由心证形成真正的限制,从本质上说,二者都属于法官的主观状态,具有实质上的同根性。
无论是通过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还是拟制第三人,抑或是一般地去完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尽管有助于减少裁判者自由心证的主观擅断,但是无法实现自由心证的彻底客观化,确保案件事实真相尤其是谁是真正的犯罪人这一关键性事实得到客观准确的认定。因此,有学者认为,要确保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实现自由心证彻底的客观化,唯有在自由心证制度中引入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观,实现裁判者主观确信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有机统一。[⑨]这种实现自由心证彻底客观化的主张实质上是回归到法定证据原则,因为该主张排除了法官的主观自由意志在认定证据过程中的作用。很明显,自由心证作为法官的主观状态,是不可能从司法过程中排除的,这种彻底客观化的限制方式已经走向极端,并不可取。
 
二、法律解释方法对自由心证的宏观限制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目前学者们针对限制自由心证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都有一定缺陷,虽然这些措施也都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如何寻求更为全面而有效的规则措施,是将自由心证规范化的重要问题,逐渐受到法学界关注的法律方法论能够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启示。
作为一种致力于裁判方法研究的学问,法律方法论在当今世界法理学中受到明显关注。这是以往任何时期法理学研究所没有的。具体说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法学界开始普遍关注法律推理或者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论问题。进入本世纪,法律方法论逐渐成为国内法学研究中的“显学”。法律方法论研究论文呈逐年明显增长的趋势。以“法律方法”或“法学方法”为题名的专著或译著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如果说,上个世纪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还主要局限于对法律解释的研究上,那么,本世纪以来,学界逐渐有了“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明确意识。德国著名法学家魏德士将其功能和意义概括为:(1)有利于权力分立、(2)加强法官自我监督和法的安定性、(3)对法院裁判进行批判性讨论、(4)维护法律职业者的自我认知以及(5)维护法治国家的属性等等[⑩]
在整个法律方法论的体系中,法律解释是其中基本的方法,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于法律方法论是专门研究法官裁判形成过程的学科,因此,法官的自由心证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利用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可以对自由心证进行有效限制。这种限制措施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整个制度内和制度外的各种因素,以一种符合整个法律解释共同体理解的方式去裁判案件。换言之,如果法官的自由心证没有被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接受,也就是没有使用法律解释方法或者使用解释方法不当,那么,这种自由心证就会遭到否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限制自由心证,而且不必严格的区分制度内还是制度外。
在利用法律解释方法来限制自由心证的过程中,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存在是一个关键问题。所谓法律解释共同体实质上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术语强调的是基于法律解释的视角所进行的考察,因为在司法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进行法律解释,无论是有效解释还是无效解释。这种法律解释并非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正式解释,而是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结合的时候所作出的理解。这一解释的过程就是表达自身认识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观点。虽然法律解释共同体是一种学术化的虚拟存在,但是,在现实中,上级法院、相关检察院、当事人的律师等等,都是这种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具体表现。他们都在司法过程中表达自己对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理解与解释。如果法官在自由心证中所获得的理解与解释没有与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致,那么,这种自由心证就会受到质疑,进而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就会利用相关的制度表达其质疑和否定,例如二审程序、再审程序等等。由此可见,利用法律解释方法来限制自由心证,能够将制度内和制度外的因素有效连接,在取长补短中做到博采众长。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法律解释共同体是一种统称,但是,其中秉承的法律解释方法是一致的,也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法官的自由心证能够被其他法律解释共同体成员所监督。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分工的一种体现:在法律这个行业中,总是存在着没有直接写入纸面的制度中,但是却在实际上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些“行规”,如果不按照这种行业内通行的做法行事,就会受到同行业者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法律家……的主观判断必须经受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批评和监督,必须迎接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性判断的挑战和第三者的择优选择,因此,客观而正确的法律决定终将在主观与主观的碰撞砥砺过程中出现。”[11]在近几年出现的很多争议性案件中,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按照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裁判。例如,在四川泸州的二奶继承案中,法官心证形成的判决直接适用了民法基本原则而没有适用继承法的具体规则,这一点就不符合法律解释的适用顺序。因为在已经有具体明确规则的情况下,应当首先适用规则,而不应当适用模糊的相关原则,这是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之一。
但是,我国目前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也依然任重而道远。有学者在分析我国司法现状的不足时就曾论及:“法官队伍的知识背景高低不一,无法形成‘法律解释共同体’;重实质判断,轻法律解释技能的培养与应用,裁决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不能很好地统一起来。”[12]造成这一不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在英美法系的行会式垄断组织中,法律职业者形成了一个有严密内部组织和行规的利益集团,所有的法律职业都在这一团体的控制之下,法官从律师中产生,而律师也曾经做过法律学徒;而在大陆法系较为松散和开放的职业组织中,主要采取的是学理取向而非实践取向,法学家(法学教授)的意见得到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尊重。因此,法律职业只有在知识的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共同体[13]。另一方面,国内的法律解释共同体还分属于各个单位,其利益联系上的紧密性还远远不够,加之法律解释方法还没有完全普及,这些原因都使得法律解释共同体还没有完全形成。
鉴于法律解释在整个司法过程,尤其是对限制法官自由心证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还是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推进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建设。法律职业者团体(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的划分,甚至存在着对抗活动,但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统一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从而在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解释的共同体。该共同体的存在主要有两种功能:第一,通过集体的力量抵制外界的非正常干扰,实现法律系统的独立与自治;第二,在法律界内部形成一种互相约束的局面,以规章制度中固有的认识论模式去抑制个人的恣意。[14]其中重点的内容是提升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方法论意识和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法官中普及法律方法论的相关知识,将其运用法律方法由自发性提升到自觉性。
另外,推进法律解释共同体形成还可以从法学教育入手。在《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充分利用法律实务部门的资源条件,建设一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开展覆盖面广、参与性高、实效性强的专业实习,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其中的诠释能力与解释能力是相同的。这就说明,目前从法学教育阶段开始就要提升法律解释的能力,这样,在接受完法学教育之后,法科学生在工作岗位中就能够自觉运用法律解释的能力,以符合法律解释共同体理解的方式解读案件。这样,法官的自由心证也就能够得到有效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措施显得有些繁复,但是,相比于提升司法判决质量和从根本上推进法治进程来说,这种措施的实施还是值得的。
 
三、法律解释方法对自由心证的微观限制
基于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来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这种方式比较宏观。在法律解释学中,还有微观层面上的具体法律解释方法,同样可以为限制自由心证服务。这些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有很多种类,萨维尼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就认为,“如果我们分析制定法解释的组成部分,那么制定法解释的独特性就会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在制定法解释之中区分出四个要素:文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要素。”[15]这四种就是法律解释的经典方法,而其他种类的解释方法还包括论理解释、文理解释、社会学解释、目的解释、比较解释、语法解释、平意(平义)解释、扩张(扩充)解释、限缩(限制)解释、合宪性解释、相反解释、当然解释、类推解释等等。可以说,这些解释方法都是从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都体现了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共性思考,是审判经验的精华内容,具有很大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如果法官遵循这些解释方法进行自由心证,那么,其基本判断并不会出现较大错误和偏差,其裁判结果也会被法律解释共同体所接受和认可。
由于法律解释的各种具体方法比较繁多,这里仅以一些主要的解释方法为代表来说明其对自由心证的限制。一般来说,“文义因素首先确定法律解释活动的范围,接着历史因素对此范围进一步加以确定,同时并对法律的内容,即其规定作一提示。紧接着体系因素与目的因素开始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规范意旨的发现或确定工作。这时候,‘合宪性’因素也作了一些参与。最后,终于获得了解释结果。”[16]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方法适用顺序中,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得到了强调,这与萨维尼的观点也是比较一致的。因此,本文选取以上几种解释方法来说明其对法官自由心证的限制。
所谓文义解释,主要指的是从法律规范的字面出发,按照其含有的一般涵义进行解释。梁慧星教授认为,“文义解释,又称语义解释,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阐释法律之意义内容。”[17]文义解释在整个法律解释适用过程中是居于首要地位的,这一点也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文义解释优先正是人们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的一种延伸。要想使法律规定发挥作用,必须坚持文义解释方法优先原则,否则法律就难以有规范作用。另外,服从法律规定就是尊重立法者的权威。立法者运用语词所表述的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定,而且还在语词中表述或赋予了价值与目的。因此人们探讨所谓立法的目的或价值只能在构成法律的语词中去探寻而发现。议会作为集合体,自身是没有目的的。所以,文义解释优先正是尊重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权威的体现。这一点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正是因为我们在探寻法治的实现途径,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才彰显出其存在的必要。”[18]具体到限制法官自由心证而言,文义解释要求法官以一种社会中普通成员的视角来对待法律规范,而不能按照专家视角来解读法律规范及其在案件中的适用。大陆法系废止法定证据制度时,抱的就是一种“普通人司法”的信念。其后虽实行参审制,法官在事实认定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大陆法系要求法官在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时遵循常理和逻辑规则,普通人能以其常识与逻辑为标准来评价法官判断的正当性。[19]如果偏离的普通人的基本立场,那么,法官很容易陷入司法专断的陷阱,整个司法过程也将变成“黑匣子”而无法获得当事人和民众的认同,更不用说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官的自由心证受到了法律文义的有效限制。
历史解释的基本含义是在文义解释发生矛盾的时候,通过对历史上立法者的意图进行发掘而确定法律规范的涵义。虽然文义解释具有优先的地位,但是,有些案件中普通的社会语言会出现模糊、矛盾,甚至空白之处。这时候,法官需要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模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德国学者魏德士认为:“历史解释(historische  Auslegung)力图从法律规定产生时的上下文中确定规范要求的内容和规范目的。”[20]换言之,在出现文义解释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历史解释就要求法官寻找立法者针对这一问题的可能规定,并模拟立法者对这一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其具体措施主要是对当时立法资料的搜索等等。就限制法官自由心证来说,历史解释强调的是法官的心证必须与立法者一致,一般而言也是与主权者一致。正式的法律规范是立法者意志的直接表达,法官必须遵守。同理,在立法者意志表达不清的时候,法官依然应当遵守其意志,只不过需要经过一番搜索来明确立法者意志。在整个过程中,法官的心证就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了立法者意志的限制。
体系解释是将个体的法律规范放在整个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中,根据其所在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来确定其含义。“解释规范时亦须考量该规范之意义脉络、上下关系体系地位及其对该当规整的整体脉络之功能为何。”[21]如果说历史解释强调的是对以往立法者意志的追寻,那么,体系解释则是以现行的法律规范的整体指向为依据。如果某一法律规范的含义并不清楚,那么,可以考察其在整个法律规范中的地位,并且与其他类似法律规范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大致确定其含义。这样来限制法官自由心证,可以将法官的心证限制到整个法律规范的总体指向,而非法官个人的理解。因此,体系解释是一种追求客观含义而非法官个人主观理解的方法,能够对自由心证形成有效限制。
“所谓目的解释,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22]任何法律规范都在追求一定的目的,这也决定了法官在适用这些法律规范的时候,需要注意其中所蕴含的目的。《合同法》第125条也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这就直接表明了目的解释的重要性。可以说,虽然在一般场合中,法律规范的目的并没有直接显现,但是,一旦涉及到文义解释无法完全解释法律规范与相关案件事实的时候,目的解释就从幕后走向前台,法官需要探寻法律规范所追求的目的,并以此为基础来对如何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这样,法官的自由心证就受到了规范目的的约束,而且这种约束是客观外在的,并非法官任意或者恣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目的本身是一种主观界定,但是,对于法官的自由心证来说,却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法官应当基于对法律规范目的的追求来确定心证的内容,进而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如何结合进行判断。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学者们就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就其他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并没有完全取得共识。换言之,只有在使用文义解释方法无法获得满意答案的时候,其他法律解释方法才能得以适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都是从不同视角将司法过程中的某些可以客观化的因素进行提取,提醒法官应当参考这些客观化因素对自己的心证过程进行约束。
总之,自由心证已经在现代司法过程中显示了其巨大价值和意义,应当成为司法过程中的诉讼证明活动的基本标准。为了防止法官专断和恣意,也应当对其自由心证进行必要的限制。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限制措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来限制自由心证,是对现有观点的整合,甚至是超越。当然,我们也不能奢望仅仅通过这种措施就能够完全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只能说这种方式又开辟了一条新路,为规范司法过程提供了新的参考。我们既要重视法律解释方法的重要作用,又不能过分夸大,毕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来说,同样如此。
 
 
 
 
 
编者注:该论文在第十届华东律师论坛上获优秀论文二等奖。


[①]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8页。
[②]戴中祥:《论现代自由心证的确立及保障和制约措施》,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92-293页。
[③]彭小龙:《自由心证制度模式考察——一种比较法的分析》,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5-56页。
[④][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29页。
[⑤]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⑥]李祖军:《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载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第105页。
[⑦]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38页。
[⑧]张亚东:《民事审判中经验法则误用问题研究》,载于《人民司法》2010年第15期,第62页。
[⑨]陈学权:《论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以刑事诉讼为视角》,载于《学术论坛》2007年第4期,第126页。
[⑩][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4页。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
[12]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198页。
[13]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4]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15][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16]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17]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214页。
[18]陈金钊:《文义解释:法律方法的优位选择》,载于《文史哲》2005年第6期,第147页。
[19]汪建成、孙远:《自由心证新论》,载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20][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21][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6页。
[22]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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